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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方法论以及他们对于社会关系的解释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 但双方也存在着不少差异。 透过地方社群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实践， 可以反思日常生活脉络中的历史诠释与仪式实践的关系， 以及人类学的观察角度与历史学者所关注的社会与制度变迁研究之间的差别。 此外， 以滇缅边疆近代社会的转变及其研究为例， 研究者需要从整体性的地方社会脉络来理解不同人群的文本诠释策略， 既需要解释文字材料与地方社群之间的关系， 也需要深入研究文本过程、 历史诠释与边疆社会生活的转变之间的关系。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s well differences between anthropologist and historians in their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ways they interpret social relations. A scrutiny of ritual practices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in everyday life allows one to see more clearly how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are related to such practices and how anthropologists differ from historians in their perspectives in interpreting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s over time. Take, for instance, the studie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Yunnan - Myanmar border in modern times. Researcher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local socie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different groups interpret texts, and how these texts are related to local communities. They also need to look at how the process of textualiz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s related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ocial life in the area.

在东南亚殖民地化之前，掸傣区域“非中心化”边疆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表明，明清时期，在王朝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国家通过土司制度和外藩朝贡的实践来实现其“天下”宇宙观的建构，随之在明、清王朝和缅人建立的洞吾、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掸傣土司地带逐渐形成了土司之间互相牵制的政治联姻体制。获得明清王朝国家的授权，是土司职权和土司在地方上建立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清缅战争之前，就制度而论，土司承袭是国家不断更新其对土司政权合法性授权的关键步骤。在土司承袭的过程中，随同承袭申请，土司衙门还必须向朝廷中央出具宗枝图谱、由邻封土司具署的具结等证明土司父子继嗣的申请证明文件，并通过临近区域的流官知府具文，转交省府核实后送交朝廷。在土司承袭制度的规范之下，土司之间的政治牵制与联姻网络，致使土司政权难以进一步集中，土司之间相互牵制的分散化发展，得到了国家体制的长期保障与规范。因此，掸傣土司之间通过联姻来分享土司政权、并不时互换嫁妆地作为经济补偿的政治文化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婚姻成为土司结盟来应对利益对立的重要政治手段。于是，作为女婿的土司与作为丈人的土司之间，通过土司的“掌印夫人-出嫁女儿”的联接，在土司之间结成政治结盟的同时，也延续着相互间持续的代际分化。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滇、缅、泰、老边疆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分散性的地方政治体制。至19世纪80年代，由于欧洲殖民体制在东南亚的扩张，原先的许多嫁妆地之间的界线，就成为分割国家边界的重要依据。

在东南亚殖民地化之前，掸傣区域“非中心化”边疆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表明，明清时期，在王朝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国家通过土司制度和外藩朝贡的实践来实现其“天下”宇宙观的建构，随之在明、清王朝和缅人建立的洞吾、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掸傣土司地带逐渐形成了土司之间互相牵制的政治联姻体制。获得明清王朝国家的授权，是土司职权和土司在地方上建立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清缅战争之前，就制度而论，土司承袭是国家不断更新其对土司政权合法性授权的关键步骤。在土司承袭的过程中，随同承袭申请，土司衙门还必须向朝廷中央出具宗枝图谱、由邻封土司具署的具结等证明土司父子继嗣的申请证明文件，并通过临近区域的流官知府具文，转交省府核实后送交朝廷。在土司承袭制度的规范之下，土司之间的政治牵制与联姻网络，致使土司政权难以进一步集中，土司之间相互牵制的分散化发展，得到了国家体制的长期保障与规范。因此，掸傣土司之间通过联姻来分享土司政权、并不时互换嫁妆地作为经济补偿的政治文化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婚姻成为土司结盟来应对利益对立的重要政治手段。于是，作为女婿的土司与作为丈人的土司之间，通过土司的“掌印夫人-出嫁女儿”的联接，在土司之间结成政治结盟的同时，也延续着相互间持续的代际分化。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滇、缅、泰、老边疆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分散性的地方政治体制。至19世纪80年代，由于欧洲殖民体制在东南亚的扩张，原先的许多嫁妆地之间的界线，就成为分割国家边界的重要依据。

在滇緬交界山區,隨著清初大型銀礦的開發,地方土司受到來自清朝和緬甸兩方國家力量的掣肘。新興宗教的宗師銅金和尚利用礦工秘密社會、礦區商路和私鹽市場之間的交錯關系,在官府和土司之間尋求政治發展空間。嘉慶皇帝為了清理清緬戰爭后的殘局,直接主導了對銅金和尚的剿撫決策。通過檢視銅金成為地方官員的合伙人、皇帝眼中的政治投機者以及山區民眾心目中的"佛王"的過程,本文集中討論新興制度創立者社會動員力的發展與國家體制的關系,以及清朝國家力量在邊疆的伸縮與山區"佛王"體制及倮黑（拉祜）族群身份建構之間的關聯。 The development of silver mining industry between the Mekong River and the Salween River in the Yunnan and Burma border region and the political conflict between Qing and Burma gradually weakened native chieftains since the 17th century. The newly emerged Buddhist master Monk Tongjin exploited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miners and the merchant network amongst mines and salt markets to seek his political rise between officials and chieftain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The silver mining industry in the region began before the 16th century and peaked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n declin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wars between Qing and Burma (1762-1769) bankrupted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Yunnan because of the burden of transporting logistics for the war.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by tightening local salt revenue, Emperor Jiaqing reign (1796-1820) made the salt trade,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silver smelting, between salt wells and the mines illegal, causing a jump in cost of silver production and eventually the demise of the silver mining industry. Depressed economy brought the expansion of secret societies among laid-off miners and affected villagers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Monk Tongjin and his fellows became the core leadership that helped to reconstruct a new political institution to challenge the neighboring chieftains and county officials. Threatened by the movement, Emperor Jiaqing ordered the elimination of Monk Tongjin. This paper reviews historical events that led to the rise of Monk Tongjin as a Buddha-King among his people and a collaborator to local officials, but seen as a political threat by the emperor.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its social agency with the states.

本文以明代云南西部洱海流域南部的赵州为切入点，讨论中国西南边疆基于“坝子” 生态地理环境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如何从南诏、大理国的社会基础上重新进行文化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历史过程。明朝政府一方面对山区的反抗力量持续实行军事镇压，另方面也从文化政策的角度推动地方宗教传统的改变。同时，结合以风水诠释重构的地理空间、对地方精英推行儒家教化、以及官方正统的宗教祭祀制度逐渐确立，明朝政府通过不同方式的政治、文化努力，使得国家体制及与之相配合的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得以逐步在与地方群体的协商互动中，逐渐改变云南西部的社会面貌。在明代国家力量的深入影响之下，经过社会群体类别与族群身份的持续重建，与滇西自然环境相关联的社会面貌和人群关系也相应地逐渐改变。这一系列社会变化，总体上表现为不同群体与明朝的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合作或抵制，并透过政治互动及文化协商，以族群身份和生活意义重构的方式体现出来。因此，西南边疆不同社群在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等方面逐步纳入到明朝国家体制的过程中，他们的居住环境、迁徙与分布、与市场贸易的联系，以及他们在日常的仪式中对自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形式的表达，等等社会文化关系也经历着持续重构的过程。因而，社群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不但受制于相互之间的地理和空间关系，而且不同社群的代表者诸如理学士大夫、宗教领袖、土司和部族头人等也在代理地方社群与国家力量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能动作用，使得明代围绕着“坝子”社会形成的地方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或竞争，呈现出群体之间高度的依赖性和相互间较为模糊的层级序列。

清代滇緬邊疆山區銀礦業的發展及衰落, 促使礦山幫派之間的暴力衝突從礦區蔓延到滇西的交通沿線城鎮。由於地方政府無力承擔不斷增加的命案訴訟成本, 受害者持續以"京控"管道伸冤，卻反而加劇了衝突的惡化、推進地方軍事化的發 展。不斷蔓延的礦爭和社群仇殺，使得"回民"成為被失業礦工挾持的社群整體, "漢民"與"回民"在這一過程中成為相互對立的社會範疇，長期社會衝突導致的 族群動員，促成了杜文秀大理政權的興起。

1950年代，在建構合法性和穩定邊疆的內外需求下，國家開展了民族識別工作。中緬邊界上的「倮黑族」被改稱為「拉祜族」。然而，被改變的不只是名字，其族群的身份和歷史也被重新改寫：世代生活在西南邊疆並一直與漢人抗爭的「倮匪」，被替換成一個虛構的，從青海而來且與漢人友好共處的「拉祜族」。 拉祜身份替換的例子獨特且意味深長，其背後是知識在國家權力的籠罩下層層扭曲的過程：為配合國家的民族識別工作，歷史學者建立了一套中國民族史論述，確定了漢族的先進性及民族大團結的基調；拉祜族的知識精英依據這套論述，主動為族群塑造了一個符合國家需求的身份；而這種被再造的身份，在知識的多向流動中進入了拉祜村民的日常生活，逐漸替代了族群真正的身份和歷史。 作者經過十五年連續的田野調查，結合全面的史料梳理，剝離出在邊疆政治格局變化與國家主體性建立的背景下，「拉祜族」被邊緣化和重構的過程。同時，通過挖掘「倮黑」在與漢人和官軍的對抗中興起、遷徙的歷史，作者試圖為這個族群找回原本的信仰和身份 。 「希望這本書的讀者們在瞭解了那些塵封在官修史書背後的人們、他們的歷史和命運之後，或許能夠呼出一聲歎息。直到今天，南柵佛房的廢墟仍然靜靜地躺在森林中，沒有人將它與仍舊生活在這裡的人民聯繫在一起。」 ——馬健雄

2005年春节后，住在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班村的拉祜族老汉扎母，收到了女儿从浙江松阳村寄回的信： “爸爸妈妈，我很想念你们，我们隔山隔水不隔心，我的心每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就 跟你们在一起。爸妈你们不用担心我，我这边过得很好，不穷吃不穷穿，想吃什么就有得吃，但是我有得吃时就想起我的女儿，我最当(担)心她，我害怕以后也见不到她，爸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该怎么办？你们想想办法告诉我好吗？他们这边说要我生小孩，但是我很害怕，妈妈你不在我身边，没有人照顾我，所以我决定不生给他……” 扎母的女儿娜约今年22岁，春节前，她不辞而别嫁到了浙江农村。这并非娜约的第一次离家，为了追求衣食无忧的生活，她付出了很多代价，现在她可以“不穷吃不穷穿”，但这就是幸福了吗？

应用人口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讨论了我国汉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与少数民族妇女从 边疆迁徙到内地省区之间的关系。从云南拉祜族和佤族妇女的婚姻迁徙人口统计数据中看到某些汉族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后,逐渐突出的婚姻挤压问题引发了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迁徙,并从而使得部分小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面临更大的婚姻挤压和其他社会问题。

拉祜族知识精英在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利用神话因素重建民族历史的努力,遇到历史与神话难以截然分开的难题.神话作为一体性的地方知识体系,难以将其从社会文化脉络中抽离出来,分解后任意组合.即使在现实需要的要求下,重新组合的"神话历史"只能是新的神话

本文指出 ,社区身份的认同是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断被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帕西傣”在社会生活中 ,通过阐释自己的历史 ,在保持和运用风俗传统过程中将自己与邻近的傣族社区区别开来 ,并由此构建出“帕西傣”的社区身份。此例可见 ,对地方风俗和社区历史的诠释也是社会群体界定自己的身份的主要方式 ,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相似或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