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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笃生是新加坡华人社会极具影响力的领袖，亦是新加坡最杰出的开拓者之一。1820年代初期，陈笃生响应莱佛士爵士打造新加坡自由港的号召，遂成为日后的优秀企业头家，更崛起为华人社会的领袖翘楚。同时，他也是大慈善家，领导福建社群修筑天福宫，使其成为福建人的中心；亦创建陈笃生医院，为新加坡人提供医疗照护。 本书对陈笃生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记述，追溯他的生平事迹乃至其所遗留下来的宝贵资产，亦论述陈笃生及其家族所做出的贡献。陈氏家族人才辈出，本书也涵括陈金钟、陈德源、陈武烈、陈齐贤、陈温祥等人的生平足迹，他们功名显赫，建树颇丰，对新加坡乃至区域周边国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对陈氏家族成员生平及贡献的书写，我们得以一窥殖民时期海外华人移民的社会、政治及商业运作各层面。他们的财富资产甚至跨越了新加坡地界，凸显出南洋华人的分布形态及其区域经商网络。在新加坡历史进程的大框架和各种事件、里程碑之外，这些故事亦带来了多元性和差异性，能让公众更好地去理解和审视新加坡。

The Silk Manuscripts from Zidanku, Changsha (Hunan), are the only preImperial Chinese manuscripts on silk found todate. Dating to the turn from the 4th to the 3rd centuries BC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y contain several short texts concerning basic cosmological concepts, arranged in a diagrammatic arrangement and surrounded by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As such, they constitute a unique source of information complementing and going beyond what is known from transmitted texts. This is the first in a twovolume monograph on the Zidanku manuscripts, reflecting almost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 by Professor Li Ling of Peking University. While the philological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anuscript texts is the subject of Volume Two, this first volume presents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history of transmission of the physical manuscripts. It records how they were taken from their original place of interment in the 1940s and take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6; documents the early stage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finds from the Zidanku tomb and its reexcavation in the 1970s; and accounts for where the manuscripts were kept before becoming the property, respectively, of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New York (Manuscript 1), and the 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Manuscripts 2 and 3). Superseding previous efforts, this is the definitive account that will sets the record straight and establishes a new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se uniquely important artifacts.

Previous transla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Li Qingzhao are molded by an image of her as lonely wife and bereft widow formed by centuries of manipulation of her work and legacy by scholars and critics (all of them male) to fit their idea of a what a talented woman writer would sound like. The true voice of Li Qingzhao is very different. A new transl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her is needed to appreciate her genius and to account for the sense that Chinese readers have always had, despite what scholars and critics were saying, about the boldness and originality of her work. The introduction will lay out the problems of critical refashioning and conventionalization of her carried out in the centuries after her death, thus preparing the reader for a new reading. Her songs and poetry will then be presented in a way that breaks free of a narrow autobiographical reading of them, distinguishes between reliable and unreliable attributions, and also shows the great range of her talent by including important prose pieces and seldom read poems. In this way, the standard image of Li Qingzhao, exemplied by a handful of her best known and largely misunderstood works, will be challenged and replaced by a new understanding. The volume will present a literary portrait of Li Qingzhao radically unlike the one in conventional anthologies and literary histories, allowing English readers for the first time to appreciate her distinctiveness as a writer and to properly gauge her achievement as a female alternative, as poet and essayist, to the male literary culture of her day.

自我改造和組織關係、運動結盟與路線分歧、理論對話與實踐衝突……這是一本左翼知識分子的個人自傳，其中不僅詳細說明了台灣自主工運的崛起、發展和演變，同時也揭示了個人在團體關係中的成長、蛻變和衝突。吳永毅的《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說明一位自認是二流角色的左翼工運分子，如何在追求一流革命的組織中行動。由此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何謂左翼？何謂工人運動？如果想要理解台灣工運發展史，本書是一本不可錯過的著作。

《思想史8》收錄論文12篇，「書名及書評論文」有王佩心的〈民主的未竟之業：回顧戰前中國安那其主義研究〉；「研究紀要」有兩篇：潘光哲的〈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與「地理想像」：回顧與思考〉和林毓凱的〈「白話」作為一種性質：重探胡適的白話文學理論〉；「圓桌論壇：多重文化脈下的自利觀」有四篇：Oliver Weingarten（韋禮文）的〈法家與早期兵書的賞罰思想和自利觀〉、陳建綱的〈邊沁論自利與仁厚〉、陳禹仲的〈自利與神聖正義：一個關於啟蒙運動的政治問題〉、陳瑋芬的〈近代日本「自利」概念的翻譯與傳播〉，以及論文四篇：張曉宇的〈「學派」以外：北宋士人鄒浩（1060-1111）的政治及學術思想〉、蕭高彥的〈「嚴復時刻」：早期嚴復政治思想中的聖王之道與社會契約〉、林志宏的〈危機中的烏托邦：西本省三對民國的觀察和議論，1912-1928〉、Peter Zarrow（沙培德）的〈New Culture Liberalism: Perspe　ctives from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Concepts〉。

《樞紐》縱覽中國千年歷史、探索當下世界的「中國力量」。施展指出，中國的兩大基本特徵，一是它作為一個古老且未中斷文明所帶來的歷史記憶，一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效應。對中國超大規模性的理解，是理解中國問題的根本前提，它構成「中華文明區」與其他文明區的重要差別。施展運用空間和時間的觀念與方法，致力於在全球的視野下，將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串連起來，提出新穎的解釋框架。 在古代史的闡述當中，施展突破常見的中原本位視角或草原本位視角，在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個亞區域，彼此互動、依賴、塑造的過程中，發現超越各個亞區域之上的歷史進程，從而將中國史定位為一個體系史。 《樞紐》以問題為導向，超越具體學科的限制，調用地理、歷史、哲學、思想、經濟、財政、貨幣、軍事、人口、社會、法律、國際政治等跨學科領域知識來解釋中國歷史。有關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對於中國現代轉型的意義、近年中國的經濟崛起及其對世界秩序的塑造，也獲得全新模式的深入討論，並對未來提出一系列深具建設性的探討。

流動，是當代生活的重要向度之ㄧ。有變遷，則有流動。而根著，則是每一個想要將「他鄉」變成「家鄉」的人的想望。流動與根著，是全球化過程中的永恆辯證。 過去一個多世紀來，台灣島上成員與資本的流動，催動了生活空間的鉅變。然而，空間不只是社會關係的載體，它同時也中介了、再生我們的社會關係。我們又如何從空間的角度來重新詮釋台灣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轉化呢？ 讀本選取文章涵蓋了史學、地理學、文化研究以及城鄉研究等領域，橫跨「殖民、現代性與空間轉化」、「經濟發展、轉型與空間再結構」、「全球化、文化政治與文化抵抗」等三大主題。《流動與根著：台社都市與區域讀本》是掌握台灣鄉鎮變遷與空間政治不可或缺的首選之書。

作為學術思想性的刊物，台社在過去的二實年間不斷對台灣社會與歷史現實進行介入的工作，通過參與重要的論爭，為批判圈注入左翼思想的活水。本讀本重新整理了過去台社成員所積極參雨的辯論，議題涵蓋甚廣：帝國慾望、新國家打造的性質、資本主義與民營化、民族主義、同志國家、族群政治、省籍問題、跨性別、性工作、後威權體制、新自由主義知識生產、兩岸問題、紅衫軍運動等等，本讀本是理解台灣當代學術論爭與思想史的必備讀物。

作為學術思想性的刊物，台社在過去的二實年間不斷對台灣社會與歷史現實進行介入的工作，通過參與重要的論爭，為批判圈注入左翼思想的活水。本讀本重新整理了過去台社成員所積極參雨的辯論，議題涵蓋甚廣：帝國慾望、新國家打造的性質、資本主義與民營化、民族主義、同志國家、族群政治、省籍問題、跨性別、性工作、後威權體制、新自由主義知識生產、兩岸問題、紅衫軍運動等等，本讀本是理解台灣當代學術論爭與思想史的必備讀物。

英國左派媒體文化研究先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嘗對電視等現代傳媒科技促進民主參與和文化革命的潛力充滿期待，但是也揭示了傳媒是有可能在資本勢力與國家機器的共謀之下，成為反動工具。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傳媒在政治社會體系的劇烈變化、市場力量的猛然勃興，以及後冷戰全球結構中的邊緣處境作用下，呈現出詭譎複雜的變化樣貌；而其造成的反動力量，竟越發有如威廉斯之先見。本書稟承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社)二十年來的批判學術宗旨，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及國內其他傳播學術刊物中收錄十九篇長短論文，分就傳媒學術變遷、資本、勞動、政策與文本批評等面向，希冀提供讀者瞭解傳媒之鑰，並進而增培改革傳媒之力。

在第三世界地區，對於「現代」的欲求與「殖民」的夢靨幾乎是不可分割、一體兩面的基本精神狀態，這兩種相互滲透而又矛盾的龐大驅力，在過去的一、兩個世紀中制約了我們主體性的形成。反思當前的思想困境，「超克殖民」必然意味著「超克現代」。 本讀本試圖從帝國主義世界史、戰後經濟、性別運動、學術思想的論爭等視角出發，收錄以台灣為基地及亞洲各地的重要研究，企圖使讀者能在閱讀過程中形成為區域性的相互參照，藉以深入東亞社會內在的肌理去推進去殖民運動尚未完成的台灣。

在第三世界地區，對於「現代」的欲求與「殖民」的夢靨幾乎是不可分割、一體兩面的基本精神狀態，這兩種相互滲透而又矛盾的龐大驅力，在過去的一、兩個世紀中制約了我們主體性的形成。反思當前的思想困境，「超克殖民」必然意味著「超克現代」。 本讀本試圖從帝國主義世界史、戰後經濟、性別運動、學術思想的論爭等視角出發，收錄以台灣為基地及亞洲各地的重要研究，企圖使讀者能在閱讀過程中形成為區域性的相互參照，藉以深入東亞社會內在的肌理去推進去殖民運動尚未完成的台灣。

人們或許用成見或刻板印象概括他們眼裡的社會運動，然而社會運動卻不僅止於激情的身體和聲嘶的叫囂；它們背後蘊藏了豐沃的生命與故事，將曾經孤獨的理念群聚，形成了一波波的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衝撞當中，載著整個社會緩緩向前。 《運動作為整個社會自我教習》〈Movements as Societal Self-Pedagogy〉摘選出十數篇文章，帶我們閱讀社會運動的人與事、讓我們進入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反思「我」存在於社會的位置。

人們或許用成見或刻板印象概括他們眼裡的社會運動，然而社會運動卻不僅止於激情的身體和聲嘶的叫囂；它們背後蘊藏了豐沃的生命與故事，將曾經孤獨的理念群聚，形成了一波波的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衝撞當中，載著整個社會緩緩向前。 《運動作為整個社會自我教習》〈Movements as Societal Self-Pedagogy〉摘選出十數篇文章，帶我們閱讀社會運動的人與事、讓我們進入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反思「我」存在於社會的位置。

「邊境社會」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 歷史上的中國政治，建立了一套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 「華夏中心」形塑「典範歷史」的框架，相對於「中心」而存在的「邊境」，被政治制度、官僚體系、特定的文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架構，塑造成一個在地理、政治、權力與文化層面的邊陲地位。 連瑞枝在《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一書中，以中國西南之白人治理階層以及周邊鄰近人群為研究對象：識文與信仰佛教的白人精英階層曾維持六百年的佛教王權，在明朝統治下，成為帝國治理西南的重要中介者，他們在推動西南人群社會與歷史的形塑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書中沿著二個軸線，一是地方社會，一是帝國制度，討論不同人群如何在帝國身分制度下選擇成為僧人、士人與土官，並在土官與流官二元政治架構中，後續產生人群結群與社會聯盟對象之分流與變化。 西南人群為了申明身分而做出一系列的行動與選擇，而身分選擇的背後都有其政治與宗教的考量。書中主要以儀式權與儀式化機構的角度來討論人群與社會結盟的機制，這些精英階層為了尋求儀式權的合法性，也使其社會的整體精神隨著身分分流而產生歷史敘事的歧異與分化，包括大理白人世族的身分流動與移徙；土官聯姻、政治聯盟與「盜匪」動亂；乃至於在明朝儀式改革下，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透過一套儀式框架與政治語言來追求身分的合法性。 全書以地方人群的流動與階層重組、口傳到文字書寫、正統儀式權與歷史話語權等角度，來描寫一段族群政治流變與族群形塑的歷史。是一本致力於從邊境人群角度重構歷史的學術作品。

隨著越來越的的境外人口進入台灣，移民/工課題快速地從敝屣躍升為熱門話題，甚至成為諸多大型民間團體和學者的招財貓─搶食政府經費的工具。然而，主流論述慣性地以國家管理與資本至上的視角，將移民/工建構為「社會問題」，並憂懼他們將影響台灣的「人口素質」。這樣的論述，刻意或不自覺地，成為台灣剝削與歧視性移民/工體制的共犯。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社》)向來秉持批判知識份子的立場，刊登迥然不同於主流論述的文章，與為移民/工權益而奮鬥的社會運動團體站在一起，拒絕成為制度暴行的共犯。本書紀錄了《台社》歷來以批判知識介入移民/工議題的努力，致力於揭露壓迫結構的面目，洞察並慶賀各種反抗力量的潛能與具體展現。

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宣布退位後，中國不再有皇帝，然而卻有另一個新興貴族階層依附著中國共產黨壯大起來，直至今日仍居要位。 要了解這個權貴階層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到了今天還盤據在中國經濟、政治的山巔？我們要回頭看看國共內戰時期。肅清共產黨的措施和戰時的紛亂，讓許多共產黨員為保護子女安危，將他們送至蘇聯或託付給親戚、朋友。 這批離開父母、受盡磨難的孩子們，便是赤色王朝的第一代接班人。他們是延續權力的血脈，也是未來太子黨的雛形。後來，黨日趨重視這些革命要員與先烈的後人，這些紅二代、三代享有教育、事業上的優勢，如此一來當他們的父母凋萎，其手握的要權便有了移轉的對象。 這些承繼前代權勢的太子黨成員，挾優於一般老百姓的教育環境、經濟條件、政治威權，逐漸發展成新中國的新貴族階層。他們擔任各機關要員、血脈遍布政商界，是煽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推力，也是長期殘酷政爭角鬥場上的熟面孔，發展至今，甚至出現了一批習慣坐擁財富的人，以炫富的形象為世人周知。 在傳統帝制終結的現在，中國儼然有另一套父母之業子女承的世襲系統，有另一種以黨為中心的「帝制」在延續著掌權家族的命脈。無論是太子黨、官二代、富二代，甚至是皇二代，他們的高低優劣皆需看出身、看政治血統、看前一代人掌握了多少權力，而正是這些赤色王朝成員，統馭現今的中國。

唐代士人在仕宦中途，會出任哪一些中層的官職？這些官職在整個唐代官僚體系中占有怎樣的位置？唐代士人做官，又有哪些大規律？他們經常出任的官職，可不可以「預測」？有沒有一個模式可尋？ 這些重要問題，過去幾乎無人研究，為唐史研究上的一大片空白，正是本書擬填補的。本書是《唐代基層文官》的續篇，分章詳論了唐代士人在中年（約三四十歲左右）經常出任的幾種官職，包括京官七種：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遺、補闕、員外郎、郎中；縣官一種：縣令；州官一種：司錄、錄事參軍，以及幕府官一種：判官。 過去的職官研究，不是偏向京官或州縣官，就是整個忽略了幕府官，都無法讓人看清唐代士人任官的典型模式。本書把這三大職官系統結合起來考察，涵蓋面最寬廣，而且也留意唐前後期的差別。作者文筆生動，敘事簡潔明快，以正史、墓誌、唐代詩文等多元材料，敘寫了唐代士人做官的種種有趣細節，避免一般制度史論著的枯澀，力求把讀者帶進唐代官場的動態世界。

《思想史7：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規畫「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收入5篇論著，1篇研究紀要，以及3篇書評。 這5篇論著涵蓋了3篇關於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1869）的翻譯與研究。例如通過譯詞的對比，梳理了三種辭典之間的傳承借鑒關係，並由此透視19、20世紀之交，中外出版印刷方面的文化交流及中國通過日本獲得西方新知識的歷史場景。同時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置的「英華字典資料庫」，並旁及相關的辭典，探究「啟蒙運動」如何成為“Enlightenment”的譯法，以及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此外，汪榮祖教授〈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討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羅志田教授〈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討論全盤西化思路的先驅，卻又想要復興中國文化，實現中國文化的「翻身」的梁漱溟。

綜觀世界歷史，只有中華民國在百餘年的建國歷史中，先後歷經了革命、遷徒與重建的三個巨大轉折。 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在辛亥革命後採行和解共生的轉型正義而邁向現代化，爾後在亞洲大陸對抗日本法西斯武力侵略，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但在1949年，卻因為內戰失敗而遷徒到臺灣。 中華民國在臺灣，由於歷史的因緣際會，使它以不對等的實力與共產中國對峙長達近七十年，期間在體制上從威權邁向民主，以及推行「臺灣化」現象。然而這些變化，將與共產中國產生哪些衝突和影響？本書收錄豐富而詳實的史料，提供讀者深入認識中華民國的百年風雲，以及兩岸關係的最新發展。

繼《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和《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後，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 1927至1932年這段期間，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提出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

當代中國史學家、《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作者馮客擷取近年才得以公開的檔案資料。他所蒐集的數百份來自中國各檔案館、從未解密的檔案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輔以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勾勒出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那些早期的親歷者所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透過這群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故事，讀者獲致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穿透中共宣傳的表相，接櫫毛澤東政權下最慘烈的時代悲劇。

本書旨在探討中共在鄧小平（1979年至1988年）、江澤民（1989年至2002年）、胡錦濤（2003年至2008年）三個時期，與伊朗在政治外交、軍事、能源、經貿與科技等層面關係的演變，及兩國關係發展的限制。研究發現，中伊關係的發展有五大趨勢：第一、中伊關係的發展中，主導權越來越操之在中共的手中；第二、中共在盱衡整體國家利益下，對於伊朗的強硬態度，已經無法給予強力支持；第三、中共與伊朗關係發展中，能源、經貿等實質利益，已經逐漸取代政治與戰略利益的重要性；第四、中共有意透過國際組織的力量，給予伊朗適當的壓力；第五、中伊雙方互動在遇到歧見時，向來秉持「求同存異」、「各取所需」的精神，以不傷害彼此既有關係的前提下，獲取各自最大的利益。

從中國現代史的角度觀察，孫中山先生無疑是現代中國發展歷程中最卓越的人物，然而在兩岸軍事、意識型態對峙，並且互爭正統性的年代中，中山先生的思想在海峽兩岸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曲解。海峽兩岸互爭正統的時代業已過去，但是，以中山先生對現代中國的影響及所具備的跨時代視野與洞見，其思想與學說仍可做為檢驗海峽兩岸政權發展與政績優劣的重要標準，並可做為其他政經轉型中國家的參考。 本書的主要內涵，是透過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與學說，做為檢討中共對外政策、比較兩岸政府治理，以及檢視政治經濟轉型中國家發展策略的重要依據。

本書是關於中華民國初期（1911-1921）外交史研究的專著。一方面，有助於讀者瞭解近代中國人的艱辛歷程，探討中華民族曾經歷的曲折及遭遇過的磨難；另一方面，考察民國初期政府如何處理與幾個主要大國的外交關係，如何應對各類外交糾紛，如何選擇外交主攻方向，如何處理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的關係，其中有何成功的經驗，有哪些教訓可以吸取，對於做好今天的外交工作也不無助益。

欲知未來者，必知過去。如何瞭解崛起強權對世界的影響，從古至今依舊是個百口難辨的謎題。今日，整個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崛起」，本書提出了結合理論與歷史研究的「崛起強權理論」，希望在相關研究已汗牛充棟的情況下，引領讀者一窺國際關係中最錯綜複雜的課題。 本書提出了四項變項－－能力、結構、意圖、行為，並以過往的德國、美國、日本、蘇聯的崛起經驗，為四項變項之間的串連佐以強大的案例為證，最後，以此系統性的理論，解釋後冷戰的中國大陸崛起，並預測未來的發展面貌。精彩的是，透過古典的演繹方法，層層假設、推理、驗證，宛如一步步褪去崛起強權神秘的外衣，直搗命題的核心。相信本書的通俗可嚼，可令對此主題有興趣者不致卻步。

《思想史5：明清思想史專號》收錄5篇論著，其中4篇（王昌偉、劉勇、張藝曦、Ying Zhang）探究自明至清的思想史轉變脈絡。Harry T. Dickson的論著則聚焦於1815年以來兩百年間，英國思想界對於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之變遷。 本期論壇以《新青年》為主題，收錄金觀濤、王德威等4篇演說。

五四運動97週年，《思想史6：五四新文化運動》規畫「五四新文化運動」專號，收入5篇論著，1篇研究討論，以及1篇書評。 這5篇論著涵蓋了促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上層及下層結構，主題包括胡適、章太炎、魯迅等大知識分子的作用，以及江南地方士人階層呈現出的「下行」現象；另有1篇以色列青年學者Shakhar Rahav觀察五四運動相關視覺素材（海報、繪畫、郵票、漫畫）演變，討論從97年前的舊中國到全球化浪潮下的當代中國，對五四運動的詮釋有什麼樣的變遷。

石河子在哪裏？賀衛方是誰？ 2009年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被派去新疆石河子大學支教兩年。原因眾說紛紜之際，賀衛方卻是處之泰然，「在這偏遠之地靜心地讀點書也是很好的事情。」他說。 離開了政治中心，一個人來到邊陲之地。這個他口中「也是個不錯的選擇」、讓他可體會邊疆風情的兩年支教行程，卻給他換來了一生的疆情，讓他有機會以本地人的身份，觀察、傾聽和思考新疆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近距離了解烏魯木齊「七五事件」，體會到民族政策對民族文化的影響。 想安靜也不容易。兩年下來，為着中國高校的學術管治命運、為着多宗不公的司法判決，為着民族間的隔閡，賀衛方還是不免手癢，寫下一篇又一篇的評論文章，真誠直率地表達了自己。本書是賀衛方兩年支教生活的點滴。透過隨筆、支教期間所寫的日記選錄，賀衛方記下了一些個人經歷和感受，以及對於新疆問題的一些思考及歷史研究，並對一些具爭議的司法判決直抒己見。最後一部分收錄了一些訪談及友朋文章，從另一角度記下賀衛方教授的支教行跡，為兩年的石河子生活留存一份記憶。

本書以宋代胡安國《春秋傳》作為研究對象，討論三大主題：《胡傳》解經方式、解經內容，以及它在宋代的承襲、影響與批評。研究取材不只限於《胡傳》抑或《春秋》學等經傳資料，而是大量參考史書、文集、筆記、方志等文獻，將胡安國置於兩宋政治、社會、文化與學術等時代背景，具體印證胡安國《春秋傳》是宋朝《春秋》學中最能發揮聖人經世致用之道，實踐六經之旨須推於行事的典範，為其他註疏所不及，這也是此書最重要之價值與貢獻。而後人若有意探討《胡傳》與元、明、清三代《春秋》學的關係時，本書正可提供客觀據實、詳細清楚的研究視角，開啟相關課題之延伸和觸發。

1659年，一份巨大且不同尋常的禮物送到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這是倫敦的商業律師、政治活動家及前國會議員約翰‧塞爾登（John Seldon）的遺物。塞爾登先生可說是倫敦第一位「東方通」，而他的遺物──一張長160公分、寬96公分的巨大中國古地圖──卻靜靜地沉睡在圖書館內長達350年。2008年，美國南喬治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伯特‧班切勒（Robert K. Batchelor）等人訪問牛津大學時，發現這張地圖不可思議地繪製了大面積的海域，將整個中國大陸擠到地圖左上方，一半的圖面繪滿了中國南部沿海、東亞、東南亞海域和島嶼，還有一條條依稀可辨的黑色細線把中國福建沿海與東南亞各港口連接起來。長年研究全球史的班切勒立刻發現，這不是一般的中國古地圖，而是一張珍貴的明代遠洋航海圖！ 這張手工彩繪的地圖，範圍北起西伯利亞，南至今印尼爪哇島和馬魯古群島（香料群島），東達北部的日本列島和南部的菲律賓群島，西抵緬甸和南印度。地圖商清楚標示明朝福建海商在海外的活動範圍、航海路線和主要港埠等資訊，繪製了中國帆船經常使用，從福建泉州延伸而出的6條東洋航路和12條西洋航路。作者卜正民藉由這張地圖，一步步呈現17世紀中國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貿易，以及中國在亞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 在書中，卜正民介紹了英國17世紀幾位為中國著迷的學者，這些學者在早期現代歷史中持續地強化著中英兩種文化的聯繫，這其中就有塞爾登本人。透過這張地圖，作者牽起塞爾登與沈福宗──一位改信天主教的中國人，之間的中英文化交流。書中還講述了公海上的航行經驗、早期法津如何定義領海概念、地圖上如何出現方位刻度圖，也比較了中國和西方地圖表現之不同。全書來回穿梭於中英兩帝國，橫跨於傳記、科學和兩種文化之間，生動地講述了謎一樣的跨文化之旅。

《思想史4》收錄中文論著二篇、英文論著二篇、研究討論一篇、書評一篇。在論著部分，吳孟謙呈現了晚明思想的多元價值現象；蔡孟翰以近代東亞四國（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為分析對象，討論「民族」一詞的由來與演變；Roy Tseng（曾國祥）探索牟宗三思想與黑格爾（Hegel）、格林（T. H. Green）之淵源；Harry T. Dicknson一文則聚焦於英國從十八世紀下半葉到十九世紀上半葉之間的民主化過程，討論公民自由、政治權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

從明確的「本土」視角出發，整理中華文化在台灣的複雜積極含意，充分反映了台灣的自我意識趨於成熟，不再逃避在自我與他者之間進行對話與承認。 「思想25」專輯的生產背景是在鹿港，既本土而又深沉積澱著中華文化的小鎮。本期其他專欄還有王力雄先生的訪談、中國自由主義的國家過敏症等，以及對最近此起彼落的街頭公民運動的關注。台灣民主化之後，政治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積鬱已久的問題逐漸爆發，代議政治體制以及朝野政黨卻應對無方。公民運動是否能發揮真實、持久的功能？是當代歷史的關鍵議題。

作者累積在台、美40餘年工作經驗，激發對兩岸中華民族的未來與期盼的思維，藉本書提供心得及感悟。

《思想史2》共收錄論文四篇，訪問稿兩篇，研究討論一篇，書評一篇。

中國18世紀中以來，百年內憂外患，作者在軍閥時代出生，在對日抗戰和內戰中成長，這是他歷經苦難的成長紀錄。

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在胡適個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階段，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他的博士學位問題，他的西洋哲學素養，他對毛澤東的影響，他和蔣介石的關係……隨著《胡適日記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 余英時教授《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根據《胡適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探討胡適在各個階段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並就上述引起議論的疑點，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讓胡適自己說話，盡量還胡適一個原來面貌。 本書為增訂版，增加一篇〈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考證胡適為什麼轉學到哥倫比亞研究院？以及胡適考過博士口試的新證據。

本期《思想》的專欄為「中國哲學：危機與出路」，李明輝教授的〈省思中國哲學研究的危機──從中國哲學的「正當性問題」談起〉，說明中國哲學研究的兩個錯誤：第一是將中國哲學納入西方哲學的概念架構裡。 第二則是反其道而行，將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完全分離，以期保持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或特殊性。何乏筆教授的〈跨文化動態中的漢語哲學〉，提出探討：以傅柯的考古學方法，凸顯牟宗三在修養論與現代性關係方面的盲點；以牟宗三的跨文化運作，則可走出傅柯封閉於歐洲哲學範圍內的傾向。 至於沈享民的〈從後設思考的取向思考中國哲學研究——兼論所謂「反向格義」〉，則借用「哲學在中國」與「中國式的哲學」兩概念，來分析中國哲學成立的問題。從普遍哲學的「哲學在中國」，滑轉擺盪至傳統義理之學的「中國式的哲學」，本文討論各自的困難。

「週年」──尤其是十、百整數的週年，往往是驚醒記憶的時刻，迫使人們正視歷史的延續與教訓。不過，某個年份，可能可以聯繫到多個歷史上的事件或者人物，構成多面向的週年。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也是解嚴二十週年；但是今年不也是十月革命九十週年、國民黨清共八十週年、對日抗戰七十週年、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中東戰爭四十週年、鄉土文學論戰三十週年以及香港回歸十週年嗎？ 甚麼週年應該紀念、甚麼週年無妨忽略遺忘，不是沒有客觀理由的，但也不是不帶著現實考量的。古為今用的本能，在週年的政治學上表現無遺。 本刊著重歷史意識的檢討，所以對於週年的複雜含意，感觸警惕並不侷限在台灣史。去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四十週年，也是毛澤東去世的三十週年，我們未能即時找到合適的文章來回顧反省，很是遺憾。 但幸運地，如今蕭延中先生賜下大作，稍能彌補這份缺失。蕭先生借用美國思想史家史華慈教授的觀點，揭開文革以及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深層結構，有助於理解這件牽動億萬人命運的二十世紀史上的奇特運動。 對於文革的檢討與認識，在中國大陸與海外都有人在努力，不過，就思想層面上的反思而言，本文介紹的視野是深刻獨特的。 吳乃德先生的〈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一文在本刊第二期發表後，引起各方矚目討論。值此二二八事件甲子週年之際，繼續認真而非工具性地探討轉型正義這個理念，更具有嚴肅的含意。 本期，江宜樺先生針對轉型正義的意義與作法，進一步提出細緻而全面的整理與檢討。江先生對於轉型正義作為一項理想，既肯定其價值、又強調其侷限，正是思想性反思的辯證性格所在，請讀者三思。 另一方面，陳芳明先生強調，由於轉型的獨特歷史脈絡使然，轉型正義在台灣應該特別強調和平與和解。這是一種從歷史提煉的倫理呼籲，也請讀者領會。 吳乃德文章的標題，已經指出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有著緊密的關連。但是由於記憶是痛苦的、由於必經過選擇，記憶不會是單純的「回到過去」；相反，記憶難免受到各種人性的、時代的、政治的糾葛所左右。 近年來，關於二二八事件以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性質」問題，引起過激烈的爭論，即涉及了記憶的政治面向。二二八事件是族群衝突、還是當時內戰陰影下的國家暴力？如果是族群衝突，那麼冷戰架構之下的「白色」恐怖，既然是針對「紅色」左派而發動的，與二二八事件又豈能歸於同一個範疇？ 這些爭論以統獨的鴻溝為背景，大概不會立即獲得結論。但是，只要面對台灣史，就不得不面對台灣左派的真實存在，不得不面對五十年代的鎮壓真相。藍博洲先生站在左∕統的立場上，二十年來做了大量的歷史工作，企圖重現五十年前台灣左派的受難史。 本期發表他有關張志忠的近作，願這位革命者及其妻兒，藉此也能得見一線歷史的天日。 相對於台灣的記憶景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越戰是美國當代史的隱痛，猶太人大屠殺則是德國近代史的恥辱，兩國都在爭議聲中費力建造了紀念建築，企圖面對一段痛苦的記憶。 單德興先生撰寫長文介紹越戰紀念碑，陳郴先生則介紹德國的猶太人紀念碑，兩國的經驗都有啟發意義。不過，德國的紀念建築面對了猶太人，越戰紀念碑上卻似乎不見越南的存在。其間對比，是不是多少反映了猶太人「內在於」德國和中南半島「外在於」美國的赤裸裸的現實？ 越戰的道德爭議與大屠殺的道德爭議，顯然有著不同的脈絡，那麼我們豈能不問，今天台灣關於二二八的紀念與爭議，所依循的道德脈絡又是甚麼面貌？ 如果台灣的歷史已經夠沈重，中國大陸六十年來的歷史就更不堪負荷了。幾度的大風浪、大周轉，一次接一次地沖刷剝離近代中國原已崩塌的各項價值與理想。 但如今的中國，既然還無法面對歷史，也就無法重拾歷史每個階段肯定過與糟蹋過的那些倫理秩序。本期陳贇先生和賀照田先生的文章，不約而同針對當代中國「精神史」的荒蕪與迷亂進行溯源。 兩位的視野或許有異，可是兩位的問題意識與對現狀的診斷，共同指向一種針對「思想狀況」的關懷，相信本刊讀者會感到共鳴。 本期也發表張旭東和王琪濤兩位先生對前期蕭高彥、高全喜先生書評的回應。我們的篇幅雖然有限，但是作者之間的對話討論，永遠是我們最珍惜的思想交流契機。

本期的專輯是「香港：本土與回歸」，香港脫離殖民統治和重新成為中國一部分，已經14年了，香港人——由政府高層到一般市民——似乎依然未有認真做好準備，在不同領域及方面去面對回歸、「一國兩制」及它們所帶來的挑戰。本期專輯收錄了下列文章： 1. 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探討香港的本土論述，具有較強的自我批判意識，對香港的殖民特性、資本主義制度、都市消費生活方式等採取批判。同時，它更能激發出一種民粹式的情感，試圖擺脫全球資本主義及國族主義對香港的地緣政治定位。 2. 羅永生：〈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探討早期香港關於「回歸」的爭論，雖然無法等同於香港版的「統獨」爭論，但對於探索本土文化政治未來，這種歷史回顧所展示的駁雜的民族主義經驗及其局限，對我們還是滿有啟示。 3. 呂大樂：〈終於需要面對未來：香港回歸及其設計上的錯誤〉，探討治港藍圖之失敗，正在於當年錯誤地以為「不變」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可是實踐經驗正好說明，延續舊制度不是出路。 4. 周思中：〈無怨無悔的解殖思考〉，探討倘若國族主義及排外情緒，都是後殖民政權的致命誘惑；海地兩個世紀的獨立史告訴我們，相反的嘗試並不就是陽光燦爛的康莊大道。沉重的代價甚至不禁令人問道，真的有選擇存在嗎？ 5. 王慧麟：〈廢妾四十年：殖民體制與現代性的曖昧〉，探討我們不得不承認，沒有英國殖民主義，香港走不上現代性之列車，一些港人仍然堅信的民主、自由及法治之價值，不可能在香港生根。管治香港之難，在於需要更細緻地了解殖民管治對香港之影響。 6. 鄧小樺：〈重回文學公共性的追尋：香港近年實踐概覽〉，探討近年香港文學界出現對公共性的呼聲，有意識地發揚「公共性」此一概念，其改變有背後之基礎。

中国是否能持续发展？会否成为全球威胁？甚至以其大洲规模的管治经验，成为全球共主？中国模式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哪里？ 作者从整个世界及中华民族的大历史角度剖析中国模式，不仅探讨了经济、政治以外的文明、文化，也是对人类地球视角的讨论。作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基础，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和需要，融进了世界正反的经验，加上近30年全球各国从不同角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逐步发展出来的体制。 叶国华先生是中、港、台华人社会中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政经人物，本书是他根据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本书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历年所发表的中文工作论文中选择了14篇论文，结集出版。所选择的论文分为以下四组。第一组包括黄贤强、丁伟志和顾昕的文章，讨论'五四运动'研究本身的一些主题如民主、自由、思想解放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等。这里特意收录黄贤强论中国近代的反教排外运动的文章，意在说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的封闭状况，从而揭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在第二组文章中，选择了郑永年和王赓武的文章，讨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各种'主义'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本书是有关槟城华人帮群关系深入研究的学术论著。作者从小耳濡目染槟城的方言群社会，对本土环境和特性有充分的观察和理解，通过详细阅读《槟城新报》从1895年创刊到1920年代的新闻报道和议论文章，由此查证了许多史实。 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二十世纪初槟城两个最重要的华人机构，即平章会馆和槟城中华总商会，作了极详细的论析；二是对二十世纪初槟城的'帮'与'帮群'概念，'跨帮'活动，以及福、广两帮的互动关系等提出新的诠释。

女性主義運動是台灣1980年代社會運動蜂起時，比較晚出的一支。然而其影響力既深且遠，對於我們個人的生活方式起著更根本改變的作用，也成為其後同志運動藉以興起的基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社)在這兩個運動起始之初，就一直扮演著其學術後盾的角色。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性別運動走向主流化之後，台社一本初衷，持續一貫的批判立場，正視並且強調邊緣視野的必要。本選集企圖突顯這種批判性，從色情、性解放、性工作，到跨性別，著力開闢一條不同於國家女性主義的性∕別運動路線。而作為性∕別運動不可缺的「同志」部分，選文除呈現其歷史代表性外，同時也特別在意這種批判的稜角。在同志的顛覆性也有被逐漸鈍化的景況下，如何維持邊緣的批判力道，是接下來的運動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探讨'后郑和时代'的中国移民史与中国崛起论 六百年前，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派太监郑和下西洋，惊动了亚洲各地的国王、酋首与地方权势，同时为中国的皇权建立了许多新的外交与贸易关系，近年来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跟当今'中国崛起论'有相当的关系。这本集子的14篇论文，牵涉到三个'后郑和时代'的历史问题：一，中国，东南亚的移民变相史，明清的臣民跨出境外，从'奸商'的航海者改称为'侨民'，经过多方面的政治动荡而改称为'移民'；二，近年来'华人'概念的由来，和它在中国与国外的地位；三，兴起的中国，使我们如何看中国的新崛起

Remembered today primarily as a poet, calligrapher, and critic, the protean Su Shi was an outspoken player in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intellectual debat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is comprehensive study, Ronald C. Egan analyzes Su's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leventh-century developments within Buddhist and Confucian thought and Su's dogged disagreement with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 Egan explicates Su's views on governance, the classics, and Buddhism; and he describes Su's social-welfare initiatives, arrest for disloyalty, and exiles. Finding a key to the richness of Su's artistic activities in his vacilla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esthetic pursuits, Egan explores Su's shi and ci poetry and Su's promo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looking specially at the problem of subjectivity. In a concluding chapter, he reconsiders Su's role as a founder of the wenren (“literati”) and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both Su and the Northern Song wenren generally.